最近小编一直推荐《五万年中国简史》。一看到它的作者团，就忍不住想要献上膝盖，因为全都是历史学界的顶级权威！
在这部书中，他们表现出对学术研究的严谨与精益求精，也表现出徜徉文化知识中如鱼得水的悠然趣味。比如其中的大师级学者姚大力先生。
姚大力
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
清华国学研究院特聘兼职教授
哈佛大学访问学者
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、中国边疆史地
在《五万年中国简史》中，他负责导言和元代部分。“五万年”的名称即由姚先生的讲解而来：在四五万年前，现代智人中的一部分辗转踏上中华大地，成为现代中国人的祖先。
在复旦，他是个让学生“又怕又爱”的老师。曾经有1/4的学生被他挂科，但同时又因为生动风趣、含金量高，门门爆满，教室里挤满了人。
今天小编要带大家走近姚大力先生——
有文化的人，可以有多“可怕”?
在最近二十多年，他很可能是全国唯一一个未出专著就获得历史学正教授职位的人。
他的博士读了五年，历经三任导师，时间之长在八十年代很少见，原因不是写不出论文，而是悠游于知识之林，乐而忘返，完全没想着去写论文。等到他想写的时候，许多之前出于兴趣看的书都成了很好的资料来源。
这样随性的生活不止出现在他的青年时代，他副教授一当就是十几年，并不追求职称和待遇，也不急于写论文和专著，他信马由缰、任凭兴趣选书读书，如同草原上的牧民，有人说他是“学术界里的游牧者”。
但也因为这样，姚大力的学术视野变得广阔而深邃，除了他的专业边疆史、蒙元史的研究外，包括早期汉字书写、宋金元的道教生活、欧洲近代的殖民扩张……都在他的思考范围内。
年，韩儒林和学生，右一为姚大力
姚大力的这一特质可能是受了他老师韩儒林的影响。韩儒林先生是上世纪著名的元史专家。姚大力曾在《琐忆韩师儒林》中说：
韩师很欣赏‘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’这句话；他强调慎于发表，对学问持敬畏之心。他的身教和言教，对后学是一笔可以从中终生受益的精神财富。
韩儒林在言谈之际，经常会顺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，无论英文、德文、法文、俄文，或者是蒙文、藏文、波斯文，都可以熟练地翻到某一页，轻易地用汉语将它译出来，作为他引证的依据。
在一次采访中，姚大力仍然感慨万千：只要面对着这些老先生，就会被体现在他们身上的那种充沛的人文精神所感召。但是我们今天还能把它继承下去吗？
姚大力每次上课前，都要摈去诸事，全神贯注地准备一两天的时间，就跟韩儒林先生每次上课前必定要备课到“最后一刻”一样。曾有学生回忆说，有一年冬天，姚大力骑着自行车，冒着风雪严寒，晚上亲自到学生宿舍指导论文，最后一口热水也没喝就走了。
这种对待学术至诚的信念和精神，滋养、熏染了很多学生，比如年出生的仇鹿鸣。
博士毕业后留校的仇鹿鸣，有段时间曾参与修订《二十四史》，有人问他，年纪轻轻，何必在故纸堆里浪费青春？值得吗？
他的回答不假思索：“我这个年纪，就能做一件将来能写进悼词的事，很幸运。”
博士论文答辩时的姚大力，后排中间
修订完《二十四史》，他的眼镜度数又增加了。
在仇鹿鸣最新专著《长安与河北之间》一书的序中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中国百年剧变，在动荡与波澜间学术数绝而得存续，其内在生命力完全得益于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。”
佛家有一种说法叫“传灯”。自前七佛及历代禅宗诸祖五家五十二世一千七百零一人，祖祖相授，以法传人，犹如传灯，联芳续焰而千古光明。
而他们，则是学术的“传灯人”。
1所有最高深的学问都可以讲给一个酒馆的女招待听
学问之事，薪火相传，这其中隐隐地流淌着一个无法割断的学术脉络。
我们在中学历史课本上提到过的“吐蕃”，历史课本上注音为吐蕃bō。
姚大力先生则以一篇近万字的论文，雄辩地论证吐蕃的正确读音为tǔfān（或tǔfán），而不是tǔbō。考据这个字读音的过程，就间接展现了千年之前的唐朝人、古代藏人、粟特人之间的交流和联系。
一个字的字音不是小事。姚大力曾说过：
学问就是这样，靠一代接一代，或紧或慢地积累与扬弃，才得以形成它今天向我们呈现的那个样子。对此要常持一种敬畏之心，千万不可轻易视之。
姚大力
他曾引用一句话说：“所有最高深的学问都可以讲给一个酒馆的女招待听”，认为这是很高的一种境界。
对于他来说，讲课是为了激发学生对一个问题的注意，去颠覆他过去的想法，让他思索“我过去的想法不对吗？”去告诉他，认识这个问题还有一些什么途径，还可以开辟哪些认识这个问题的空间。
他的课堂常常天马行空。有学生跟他说，他说的一句话让自己记了很多年：“在大学里面每个人都应该都谈一次恋爱，不是为了结婚，也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，而是为了你真的喜欢那个人。”没想到跟学术知识完全没关系，但姚大力也觉得挺有趣。
他常跟学生讲自己认识的一对日本夫妇，因为喜欢唐朝的名将高仙芝，就多次重走高仙芝军队走过的每一条路线，为的只是一种浪漫。
人靠充分调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，得以超越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难以抗拒的天然局限，这种罗曼蒂克，大概也是姚大力这样做学问的人所看重的情怀。
年近古稀的姚大力不满足于本学科的传统研究方法，他不仅时刻关心国际历史研究的最前沿动态，近些年还运用分子人类学的成果，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史。
他参与了《五万年中国简史》的创作，为大众讲述中国人从哪里来，中国究竟有哪些复杂的含义。
“所有最高深的学问，都可以讲给一个酒馆的女招待听。”
同时受邀的还有钱文忠老师，他是季羡林先生的关门弟子；李山老师，他是启功先生的弟子；马勇老师，他是朱维铮先生的学生……此外，复旦大学副教授姜鹏、仇鹿鸣，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嵩，百家讲坛名师于赓哲、方志远，专栏作家吴钩也倾力加盟。
虽然季羡林、启功、朱维铮三位先生已经故去，但对于他们的弟子而言，先生们的学术洞见依然在后生的讲授中延续发展，甚至更加深入。
2懂得历史，能够生活得好一些
姚大力曾很多次听人讲：等我退休以后，想研究研究历史。
他觉得不解，为什么没有人说“我退休以后想去研究研究物理学、天文学”呢？归根结底，是因为许多人以为历史学可以是没有任何门槛的学科。
还有很多人觉得，历史就是讲故事，然后在三国、曾国藩、清宫故事中，找到争权夺利的计策，争宠互掐的手段，狠、忍之类的人生哲学等等。很多历史畅销书和电视节目，也在迎合这种大众的口味。
谈到类似的现象，69岁的姚大力颇有些愤愤难平之意：“历史这门学问被中国许多历史学家做得一点学问都没有了。别人怎么还会不看轻你？”
他曾写过一篇长文《故事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》，开篇就问：讲故事跟所谓“讲历史”之间究竟有没有区别？
在姚大力看来，历史研究是一门向“讲故事”提问的学科。因为有了提问，所以才需要为此发掘新的事实、新的故事，并赋予它们以生命力。
这正是历史学的门槛所在，也是历史学家的价值所在。历史学不仅是像《叫魂》那样研究过去，同时也是一门未来学。历史学者不仅在故纸堆里寻觅珍宝，也会给当代人带来充满理性主义光芒的启迪。
西班牙思想家加塞特说：历史学家是先知的另一副面孔。
历史学大师布洛赫说得更简单：懂得历史，能够生活得好一些。
《五万年中国简史》即是如此。
9位来自复旦、南大、社科院等名校的史学大家，为你揭示中国历史的九大转折，探查其中的成败原因，理清中国年发展的根本脉络。
今天，身处剧变之中的我们，究竟该走向何方？
历史不是故纸堆里的人名地名，而是指明前路的灯盏。吃透过去，方知未来。读懂中国历史的变局，找到未来的发展路径，不做盲目的跟风人、糊涂的决策者。
在这部书中，你将获得：
知识升级：理解中国文化、政治、思想等领域的关键变革和深远影响。权威洞见：史学名家梳理中国历史关键时刻，挖掘影响当代中国的深层因素。思维启发：抛弃陈旧史观，开拓视野，刷新对中国历史的理解。这部书适合谁读：
中学生、大学生：在传统历史教科书之外，了解更多被误解的历史真相。历史爱好者：利用碎片时间，全面升级历史知识结构和体系。决策者：在对历史的颠覆性认知中找到应对未来的方法和路径。